2013年2月18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依据该处罚办法，对足坛反赌扫黑中出现的违纪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处罚，其中，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原中国足协高官被终身禁足。

第二，两者的召集频率都并不高。对于国家主席来说，加上宪法上的任期届数限制，自然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做法。

[23] 参见《刘少奇建国以后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他说：可以提出建议，建议不起决定作用，人家愿理就理，不理拉倒，毫无办法。当然，就35岁这个年龄标准而言，当时的民主德国宪法和捷克斯洛伐克宪法[7]都规定了总统的年龄限制是35岁，但由于这两个国家当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不属于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许崇德教授认为毛泽东的插话对于研究和领会毛泽东的宪法思想，很有价值。初稿草案中所规定的国家主席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来的一些经验教训。

行政法院法官、荣誉勋位局长、大使和特使、审计院审计官、省长、驻在海外领地的政府代表、将级军官、学区首长、中央行政机关，都在内阁会议上任命。[9]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年龄情况如下：毛泽东 56岁，周恩来 51岁，刘少奇 51岁，朱德 63岁，彭德怀 51岁，邓小平 45岁，宋庆龄 56岁……作者注。记者对出版内容具有直接影响，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

与此相应，在这一阶段，物质、技术、出版专业等领域均应被纳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可能还包括出版企业的一些商业、技术和编辑机密，[8] 因为上述内容均是实现出版自由的前提条件。4.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文化艺术 出版自由可以通过娱乐报道、广告、商业资讯等出版内容以及出版、印刷、销售等出版过程促进经济发展，并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艺术作品促进文化艺术领域的百花齐放。[19] 参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及以下。而根据本文的分析，这些法规和规章所针对的个人自由绝大部分均属于宪法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甚至所涉及的一些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还比较大，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宪法正当性审查，以维护宪法权威。

国家对组织自由的限制通常能够间接影响出版内容，且较之于其他限制手段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出版内容是否受到宪法保护主要取决于其是否有助于发挥出版自由主体表现自我与完善人格的作用。

但既然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这类信息并非公职人员的私有财产，其产权应属于社会大众。[23] 与追求真理说类似，认可健全民主程序说同样不得导致将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局限于民主政治内容。虽然界定出版自由的主体较之于言论自由更为复杂，但即使我们仅将权利主体局限于出版企业这一法人，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宪法将法人视为基本权利主体的目的仍是保护自然人，而非法人本身。[15] 事实上，出版自由同样可以发挥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的作用。

[22] 依据该说，既然自由公开的讨论是做出理性决定的前提，那么公众畅所欲言有助于更好的行使民主权利，具有保障和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1．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 Emerson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William O. Douglas是表现自我说的先驱者。由于此处出版自由权在职业自由权面前同样具有逻辑上的特别性，因此我们不必考虑职业自由。一方面，很难找到不涉及事实的讨论，而另一方面，陈述事实的时间、地点、背景、语气、表情、表达方式等都可能使陈述的事实附带主观见解。

[12] 整合这两种总结，笔者认为可以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主要功能归结为四项：第一，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第二，国家行为是否构成对该项基本权利的限制。

德国学者Mallmann认为，出版商的行为仅影响商业经营领域，通常不影响出版内容，因此并不是出版自由的主体，其只能援引职业自由权。  二、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与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 在探讨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两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关系。

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政治性报道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而这方面所需要的信息主要来自公权力。（三）出版过程 宪法保护了出版自由的整个过程，包括获取信息、编辑信息、发布信息以及信息被公众接收这一系列环节。不言而喻，出版自由主体外延的界定必须以出版物以及出版过程为依据，只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人才可能成为出版自由的主体。  注释: [1] 参见马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当代法学》2004年第1期，第60页。出版自由的自然人主体通常包括出版商、记者、作者、被采访者以及编辑。第三，国家的限制行为是否不具备宪法正当性。

如果说在能够达致真理的领域中，争论发展的大趋势是观点的多样性逐渐减少，那么在无法达致真理的领域中，保持观点的多样性恰是维持社会多元化所必须的。出版物上的文章作者和被采访者通常也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但若被采访者表达的言论未原文呈现而是被引述，那么其不属于出版自由主体。

德国学者Schneider认为，出版自由的主体包括法律关系上全部或部分隶属于出版企业的所有自然人，[26] 但持这一观点一方面会将出版企业雇佣的设备维修工人纳入主体范围，另一方面却将那些不隶属于出版企业而仅与其存在定期合作关系的记者或专栏作家排除出保护范围，这显然也不够合理。这一自由是出版企业不依赖于国家且不受国家干预的前提。

较之于事实陈述，见解表达的正确性则更难在短期内得到证明，今天的真理可能就是明天的谬论，反之亦然，因此任何人都不得垄断真理。在发布信息之后，出版自由还保障所发布的信息被未参与出版活动的较大范围群体所接收，否则宪法对于前几阶段的保护将失去意义，甚至可以说宪法保障出版自由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出版内容能够让公众获知。

关键词:  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基本权利主体;基本权利竞合   一、引言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虽然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有着彼此独立的部分，但二者又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内容的保护范围方面，二者有着诸多类似之处，许多针对言论自由的理论也适用于出版自由。出版自由保护了获取信息、编辑信息、发布信息以及信息被接收这一系列环节。  四、出版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的竞合 在探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基本权利的竞合。

[28] 同上注，Walter Mallmann文，第328页及以下。转引自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国家对出版组织自由的限制通常能够间接影响出版内容。[22] 前引〔10〕，林子仪书，第24页。

若将权利主体的范围最大化，即将在各出版阶段对实现出版自由起到促进作用的人均视为主体，则会导致传播出版物的书报亭老板都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而这肯定不是制宪者的初衷。虽然言论和出版自由被归入宪法基本权利章节意味着制宪者将保护个人自由置于首要位置，但根据对宪法文本的体系解释，将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其他政治自由权写在同一条款中，表明制宪者意识到一些言论和出版内容同时具有民主政治意义，具有这类意义的言论和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更大。

此后，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继承了弥尔顿的观点，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让各种不同意见彼此争执冲突，彼此互补，才可能使各自存在的部分真理有机会发展成为完全的真理。1．获取信息阶段 出版工作开始于获取素材。[14] 前引〔10〕，林子仪书，第34页。不少学者可能会认为，既然出版物的传播范围比个人言论更广，那么在公开其内容之前，权利主体应当负有更多谨慎义务，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不应当在保护范围部分讨论，而应在审查限制出版自由的正当性时予以考虑并将出版自由所蕴含的利益与出版内容所损害的利益进行权衡。

然而在这一范围内又应如何做出进一步界定？出版自由属于精神领域的自由权，出版自由的主体主要通过出版内容的传播来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而国家是否会限制出版自由同样主要取决于出版内容。[26] Franz Schneider , Presse- und Meinungsfreiheit nach dem Grundgesetz, München 1962, S. 76。

在不少情况下，出版自由主体选择公开信息时机和传播信息方式的目的是使出版内容的传播范围尽可能广泛且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因此对出版自由的保护还包括对出版内容传播范围和效果的保护。定期出版物、不定期出版物与一次性出版物均属于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

若出版内容是对事实的陈述，则必须考虑到在当前这样一个愈发复杂的社会中，不仅耳听为虚，眼见都未必为实，那些基于失误或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不真实报道不得被排除出保护范围，否则基本权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基本义务。如果说私有财产权是物质领域的基本权利，那么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科研自由、艺术自由、信仰自由等则属于精神领域的基本权利。